浅谈公平与效率（通用6篇）
篇1：浅谈公平与效率
浅谈公平与效益
2006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放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强调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第一阶段(1978—1987年)的核心内容是“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第二阶段(1987—1993年)提出“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第三阶段(1993年至今)的提法是“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确立并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
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分配尺度、分配过程、分配规则的公平，而不是单纯的结果公平。对个人来说，即使参与分配的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而实际分配的结果也可能是不均等的。
“公平优先”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实现，国家采用没收、赎买、公私合营等手段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影响下，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在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处理上采取了“公平优先”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但很快这种积极性就下降了。平均主义是假公平，它只讲结果的公平，不管生产过程中规则的不公平。干好干坏，干与不干都一样，分配享受相同的物质财富，这对劳动者是不公平的。这种平均主义的公平不是真正的公平，它在使经济失去效率的同时也失去了公平，结果使效率与公平“鸡飞蛋打”一场空。设计新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
“公平效率二者兼顾”的按劳分配原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建立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初期。在公平与效率关系上采取了“二者兼顾”的原则。提出了要“克服平均主义”，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开始从根本上打破农村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后来，先富带动后富。这时，劳动好的，生产多的，多得奖金，收入增加。分配制度的调整调动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生产效率提高了，但由于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强调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而人们对此理解和强调的重点不同，因而带来了改革实践中的摇摆和反复。在当时这种经济制度下，我国实行按劳分配的客观经济基础不完备，计划制造成的行业间收入差距，企业收入不公平就显现出来。就出现有些企业收入多，有些企业亏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党的十五大，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前提下，“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分配原则上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具体实现机制，使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表述得更为明确、实现途径更加具体。“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
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部门和行业之间、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收入差距越来越悬殊，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贫富悬殊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如果贫富悬殊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出现两极分化，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变质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失败。为了使改革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当前和今后应更加注重有利于社会和谐和稳定的社会公平。同时，我国目前已经具备了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现实性。已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能力，逐步解决多年来累积形成的贫富差距。
“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
为了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最优平衡点,求得社会和谐,需要在收入分配政策上进行调整，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公平与效率是矛盾关系，而这对矛盾又是处在动态的变化之中。随着我们对公平与效率关系认识的发展变化，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日益深化并不断完善，分配制度和公平与效率相互促进，推动我国经济改革的向前发展
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鼓励竞争，明确在经济体制上要以市场经济为制度取向。而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则明确提出“兼顾效率和公平”，这确实令人耳目一新
公平正义，贫富差距，分配政策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也常常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之下，我国经济腾飞，贫富差距骤然拉大，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部门和行业之间、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收入差距越来越悬殊，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人民生活受到冲击，随之而来的还有对分配政策和公平正义的争议，其中也不乏怨言和质疑。面对这样的情况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兼顾效率和公平”，这几个字的微妙变化，正是我国进一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
但政策的推行和落实首先要被人民大众所了解、接受，大家是否了解十八大对公平与效率的调整呢？又是通过什么渠道？调整之后的“兼顾公平与效率”是否得到人民认可？在人们心中，“兼顾”二字可否在现实中实现？会不会人们把“兼顾”只当成是无法实现的理想状态？带着这样的顾虑和问题，我们对不同职业、年龄、性别的116人进行了问卷调查。
从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明确知道我国十八大关于公平和效率关系调整政策的仅有13人，占总人数的约十分之一，足可见我国政策的推广工作还待提高。如果推广工作未做好，人民不了解新政策，政策和人民自然就会出现隔阂，政策的实施缺少了群众基础，也就缺少人民的支持和监督，同时，人们还停留在不合时宜的旧政策方针上，怨言不断，负面心理会愈加浓重。从调查中还可以得到，有将近一半的人得知十八大政策调整是通过课堂学习，也许有调查对象主要集中于高校的缘故，但可以看出高校教育的作用。其次，约三分之一的人是通过网络媒体得知十八大政策调整，应利用网络媒体的便利性，扩大宣传“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新方针，以得到更多认可，推进实施。
“公平与效率在现实中能否实现”的问题统计消除了我们的顾虑，80%的人认为在现实中公平和效率可以兼顾，这为十八大提出的“兼顾公平与效率”获得群众认可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公平与效率不是相互对立的，二者事实上总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而美国和瑞典之所以成功，不是因为他们只关注了其中之一，而是一直都兼顾了公平与效率。同时，
篇2：浅谈公平与效率
平与效率的选择
关键词：政府、公平、效率、经济活动、选择
（一）公平，是各国政府经济活动所追求的一个共同目标。是人们从既定的概念出发对某种现象的评价。亦指一种被认为是应有的社会状况。反映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权利义务、作用和地位、行为和报应之间的某种适应关系。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政府为追求公平目标，应开展的主要工作有：（1）为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市场竞争创造公平的环境，即机会均等。（2）贯彻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原则，使劳动的收入与所提高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相对应，多劳多得，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3）运用税收、社会保障等政策工具，将收入差距控制在社会成员心理承受能力之内。
（二）效率是指社会资源配置中投入与产出、所费与所得的对比关系。政府资源配置效率，可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政府直接控制和掌握资源的配置效率。一是政府通过对市场和微观经济行为调节，克服市场失灵，引导全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两者在社会整体资源配置中呈相互影响、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
（三）政府经济与公平和效率的选择。在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关系中，政府在两者之间的选择，还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1、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替代关系
尽管公平与效率是政府经济活动所追求的目标，但要同时达到两个目标，是较为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即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矛盾，具有一定替代关系。
2、公平与效率的选择 公平与效率两者之间既有矛盾性又有统一性，政府经济决策有较大回旋余地，可形成各种不同的政策组合。
第一、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政策选择。这是一种理想的政策组合，政府各项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以及其他宏观经济管理，既能有效调节社会收入差距，又不以效率损失为代价，兼顾公平与效率两方面的目标。或者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形成某种折中选择，力求达到两者的均衡。
第二、即政府财政收支和宏观经济管理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较快增长，增强整体国家经济实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首要目标，同时注意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体现社会公平。这也是由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决定的。
第三、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政策选择。即在政府财政收支和宏观经济管理中，优先考虑收入和社会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分配，调节收入差距，为贫困阶层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体现社会公平。同时，尽可能减少收入公平分配对经济运行效率的消极影响。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由于社会基础设施已比较完善，基础产业实力雄厚，市场体系运行效率提高，政府不需要大量投资，以刺激经济增长，因而政府活动的重点则转向了收入公平分配。
社会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对待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思考，就是要历史、全面地看待公平与效率的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前，是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国家，大锅饭的分配体制，使效率大受影响。２０多年前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后，逐渐讲求效率，拉开收入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农村到城市，经济活跃起来，非常见效。于是，经过１０多年，就把“兼顾效率与公平”作为经验总结，写进了党的十四大的决议。但是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在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提法上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把以前的“兼顾效率与公平”，改变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使这两者关系，由效率、公平处于同等重要地位，改变为效率处于“优先”的第一位，公平处于“兼顾”的第二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开始，直到如今，它是我国在收入分配政策领域的正式精神。
共产党向来主张社会公平和公正。为什么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把公平与效率相比放在兼顾的次要地位呢？这与我国经济长期落后、难以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解决众多社会矛盾有密切关系；也与我国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到２１世纪初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带来的巨大机遇和挑战有密切关系。这种形势迫使我们积极进取，尽一切努力增大我国的国民财富和综合国家实力，所以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时要求我们“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与开放的胆子更大一点，建设的步子更快一点，千万不可丧失时机”，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样就把增加国民财富总量和国家经济实力的问题突出地提出来，效率成为第一位的问题。另一方面，制约我国提高效率的主要因素，当时仍然是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平均主义的影响。为了更快地提高效率，增加国民财富总量，就必须进一步“打破平均主义，合理拉开差距，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
篇3：浅谈两大经济体制下的效率与公平
从奴隶社会的奴隶贩卖到封建社会的土地交易, 市场贯穿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然而, 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任何一个社会, 市场的力量都被落后低下的生产力所牢牢束缚, 无法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来进行产品分配。直到英国率先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 市场经济体制才正式登上了人类历史的舞台。
1. 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
市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苏醒, 因此具备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特征。较之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是将一个人的独裁统治扩展成了一个集团的“民主”统治。无论这个统治集团隶属于哪个阶级, 占有了哪种生产资料, 保持思想和人身的自由以及彼此之间激烈的竞争都是统治集团全体成员必须遵守的规定。市场将这种特征原封不动地遗传下来, 即自由和竞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市场为分配手段来维持经济运行的。因此市场经济体制也继承了市场自由和竞争的两大特点。
2. 效率与公平的首度失衡
(1) 重视效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资本、劳动、土地和企业家才能都作为生产要素而被调动起来, 源源不断地涌入市场。市场为要素所有者创造了一个可以充分发挥自我条件的广阔平台,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有地出地”的游戏规则将原本支离破碎的社会阶层紧密地联合在了一起。由于市场的自由, 任何一家厂商的资产和行为都不受管制;由于市场的竞争, 厂商可以为了提高利润而尝试不同的生产方式来压低成本, 进而提高商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工业革命之后, 层出不穷的先进生产技术创造出了无数的生产奇迹。从亚当·斯密到弗里德曼, 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现代西方经济学,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试图挑战它的正确性。市场经济体制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并以一种最有效率的方式配置着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
(2) 忽视公平。资本主义社会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推动下取得了人类社会无数璀璨的生产成果, 但是也造就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经济危机。市场是以竞争为手段保持自我运行的。但是, 在激烈的竞争之中总会有一部分人因为自身条件的限制而被淘汰下来, 逐出市场。原来的厂商或者企业家沦为了雇佣工人, 而原来的雇佣工人则被迫下岗。失业导致了普遍性的贫穷, 因此这些失业者无力购买市场上的商品, 从而带来了厂商的产品积压。厂商为了维持利润而裁员, 进一步加剧了失业。社会的贫富分化将资源和产品逐渐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 产品分配也从高效率转换为不公平。越来越多的失业者成为了社会中的定时炸弹, 终于在资本主义社会看似最为繁荣的时候引爆, 经济危机随之爆发。
综上所述, 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不完善的经济体制。它盲目地提高了效率, 却牺牲了公平。在市场发育前期阶段会提高生产力。但是在效率和公平二者矛盾激化的时候, 便成为了破坏生产力的罪魁祸首。
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效率与公平
早在16世纪西欧资本主义萌芽的时候, 就已经有人注意到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弊端, 提出以国家的指令性计划来分配产品的朴素思想。然而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 资产阶级都掌握着国家政权, 计划经济体制的美丽愿景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直到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建立, 计划经济体制才第一次以官方的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
1. 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
计划经济体制是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出现而确立的, 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了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产品分配的有力工具。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 最大的差别就是将“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这一论断彻底推翻, 用国家所有制抑或公有制来取代私有制, 用硬性的政令来取代自由竞争的市场。因此, 计划经济体制也完全取代了市场经济体制, 成为了国家指令的助推器。在计划经济体制那里, 国家的意志高于一切, 社会上所有产品和资源统一由国家分配。因此, 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就是国家所有和统一分配。
2. 效率与公平的再度失衡
(1) 重视公平。社会主义社会建立的核心原因, 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中严重的贫富分化无法再推动生产力发展, 需要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来取代它。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伊始, 消灭贫富差异和实施公平分配就成为了它存在的意义。社会主义社会将生产资料全部收归国有, 消灭了私人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国家按照计划来分配产品和消费资料, 公平性得到充分的实现。从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新中国建立后的人民公社, 公平的产品分配方式大大推动了社会全体成员的劳动积极性。就在资本主义社会奄奄一息的时候, 东方世界却出现了另一番“全民劳作, 人人平等,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繁荣图景。计划经济体制终于战胜了市场经济体制,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
(2) 忽视效率。计划经济体制解放了社会, 同时也束缚了社会。由于生产和分配完全通过国家的意志来执行, 因此面对千千万万的不同消费群体, 计划成为了“紧箍咒”。每一个消费者都具有不同的需求, 无法通过国家的一纸正文就可以衡量。由于国家计划的盲目实施, 出现了劳动者为了生产而生产, 而不是为了消费而生产, 进而导致供给和需求的断层。公平分配的背后, 隐藏了一个接一个付出和获得不对等性生产矛盾。大锅饭的最终结局, 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懈怠, 以磨洋工的方式来获取国家的定额分配。苏联在斯大林计划经济模式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生产奇迹, 可是国防和军工科技的领先并不会带来人民群众基本生活水平的提高。最终, 计划经济体制所隐藏的效率和公平的矛盾逐渐凸显, 导致了生产力的停滞和倒退。在生产力日益萎缩的局面下, 公平性也无法再得到保证。
综上所述,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一样, 也是一个无法真正承担起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历史使命的畸形体系。按国家计划分配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公平, 但是它也同时牺牲无数个人的劳动工作效率。在一个没有效率的社会中, 公平性无法维持下去, 生产力依然会返回到原先的落后水平。
三、生产力与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1. 生产力决定效率和公平
效率和公平是国家经济体制中分配领域的两大指标。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 我们发现, 生产力水平的高低衡量着分配方式的发展, 进而决定了分配制度里的效率和公平。
在原始社会, 生产力水平低下, 产品剩余匮乏, 人类依靠结成团体进行捕猎活动, 产品的多寡完全取决于捕猎量和消耗量。每一个部落当中总会存在年迈的, 或者因为捕猎而受伤的成员。这一部分成员无法再从事捕猎活动, 但是依然要消耗捕猎的食物。为了满足部落全体的生存需求, 他们只能把这部分老弱病残的成员杀死或者逐出部落, 而将捕猎得到的食物重新分配给可以劳动的那一部分成员。由此我们看出, 在一个生产力落后的社会, 社会为了保持效率只能去牺牲公平。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人类社会的产品剩余逐渐增加, 效率和公平的相互关系可以得到适当的兼顾。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之中第一个使用国家福利和税收政策来进行收入分配的社会。我们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压榨和剥削,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资本主义社会较之于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唯一优势, 就恰恰在收入再分配上面。美国总统罗斯福面对资本主义危机, 采取了一系列手段保障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试想, 如果罗斯福生活在一个奴隶社会, 没有发达的生产力作为支撑, 没有丰腴的产品作为依靠, 又如何落实福利救济政策呢?因此,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分配会兼顾效率和公平。
市场之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复活, 而在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中沉睡, 其核心因素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较之于后两者具有了革命性的飞跃。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刺激了市场的发育, 市场再通过影响分配方式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在市场和生产力相互促进, 相互引导的过程中, 效率和公平也在不断地运动, 对立统一。
总之, 生产力决定社会的发展程度, 进而决定了社会分配的方式, 决定了效率和公平。
2. 效率和公平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经济学中一直存在一个疑问, 这个问题从1825年以来就悬而未决。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更加先进, 却首先爆发了经济危机?马克思说, 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度二者的矛盾激化了这场危机。那么为什么同样也存在私人占有制的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却从来没有出现过经济危机呢?爆发经济危机的原因, 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 社会分配方式的效率和公平的矛盾无法再调和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生产力低下, 分配方式不完善, 效率和公平二者水平都很低, 因此无法将其中的矛盾激发出来。相反, 资本主义社会分配方式相对于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 生产力和分配水平都大大提高。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分配方式仅仅片面地局限在效率的保障上, 公平被抛弃了。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效率越来越高, 公平越来越低, 二者的矛盾终于激化, 以生产性过剩的经济危机形式表达出来。经济危机的爆发大大破坏了生产力, 使得生产力水平倒退萎缩, 进而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得以缓和, 再一次进入“萧条—发展—高涨”的经济怪圈。如果效率和公平无法得到兼顾, 就只能以经济危机的形式爆发破坏生产力, 从而调和分配里的效率和公平之间的矛盾。
综上所述, 效率和公平对于生产力有着能动的反作用。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效率与公平问题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 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此争论不休。然而, 事实却向世人证明, 我国的经济体制真正地适应并满足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求, 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这其中的原因,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一次做到了效率和公平的兼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调和了效率和公平这两大分配矛盾, 弥补了原本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缺陷, 从而培育了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良好环境。
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 就在于它将人与社会放在了资本之上, 强调以人为本。相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之前的几种社会形态, 公有制成为了现实, 进而消灭了生产资料对于劳动者的剥削。公有制是保证分配公平的重要条件, 而公有制恰恰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因此, 社会主义就是公平分配的代名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同之处, 就是它批判地继承了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摒弃了市场经济体制固有的“效率大于公平”的片面性。除此以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证了公平分配, 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里, 全体社会成员就是生产资料的主人, 不存在剥削和压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绝对平均主义”, 真正地调动了劳动人民的工作积极性。市场的特性融入社会主义制度, 使得生产和消费得到了完美的契合, 又保证了一定程度的竞争, 加速经济运行, 推动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公有思想嵌入原本冰冷无情的市场竞争, 保证了合理的收入差距。因此,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将公平和效率有机结合, 为实现社会的高效率公平分配创造了物质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可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就因为它的分配方式以一种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力量来支配公平和效率。公平和效率不再以经济停滞和经济危机两种方式来彼此冲突, 而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相互促进, 相互发展。
我国目前经济中仍然存在许多弊病:过高的基尼系数、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协调、市场发育不完善等等。这仅仅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期阶段的必然效应。任何一个国家的进步都是在各种经济问题相伴下进行的。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生产力低下, 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培育市场机制。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 生产力得到提高, 这些经济问题就会自然解决。相反, 国外敌对势力总是对我国的青年学子进行蛊惑和诱骗, 试图将他们的思想灌入我们的大脑来怀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性。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21世纪最伟大的发明, 它是真正能够带领我国通往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我们应该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 向祖国光辉的未来大步迈进。
摘要：本文试从生产力的角度, 分析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大体制下的效率和公平, 生产力对于二者的影响, 并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效率与公平问题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效率,公平,生产力,市场经济,计划经济
参考文献
[1][美国) 伊斯雷尔·柯兹纳, 著.冯兴元, 等, 译.市场过程的含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9) .
篇4：浅谈公平与效率
一、公平与效率的概念
最早接触到的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斯密用科学的方法对经济体制运行规律进行研究，发现了任何时代、任何社会运行的主要矛盾——公平与效率。
效率是指在技术水平和资源存量一定的条件下,通过资源的最优配置和使用，给社会带来最大福利。经济学上的“经济效率”就是资源配置的最大化问题，也称“帕累托最优”，它是指生产资源的重新配置，已经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处境变好，除非至少使另一个人的处境变坏的那种状态。
公平这一概念，则是指在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中，每个人都应当具有平等竞争的机会和权利，或是指在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的前提下，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要适度，不造成两极分化。
其实，每个人都在力图运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的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而由于追逐自己本身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实际上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还要大。也就是说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促成了社会利益的增加，社会财富的增加，使可分配的“蛋糕”更大。因此我们可以说，追求效率是实现公平的前提，如果无“蛋糕”存在，哪里还谈得上分配公平呢？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与效率
自18世纪末以来，西方各国普遍实行了斯密的这一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结果是社会生产力空前提高，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物质财富大量增加。然而，到19世纪初中叶，市场经济的问题也突出地显露出来了，因为市场经济的特点是资源、财富不断地从低效率处流向高效率处，故而造成严重的破产失业、两极分化。市场经济在这个时期也从早期的盲目追求效率最大化的“自由市场经济”过渡到了效率与公平兼顾的“现代市场经济”。
在笔者看来，市场经济最积极的功能是优化资源配置，通过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产生出較高的经济效率。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的同义语，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的“魔力”是其他任何一种经济形式所无法取代的。同时，效率与公平又是存在着互激效应的。
一方面，社会的经济发展，表现为效益的提高，而要提高效益就必须讲究效率。经济效率的提高，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是社会财富的不断涌现和丰富，这就从根本上为社会公平的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离开效率谈公平，公平就会失去现实的社会物质基础，就会陷入主观空想。
另一方面，任何时候经济效率的提高，都受制于特定的社会制度和体制，都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公平。而数学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被推向了极端，在这种数学经济学的方法下，现实经济活动中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物化为微妙的函数关系，生产关系的各种方面都掩盖在函数关系下面，整个社会现实的关系被遮蔽了。
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与效率
经济学不能没有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价值和意义的思考，不能只研究经济效率，而忽视社会公平，它们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这些观点对于打开我们思考效率与公平的新思路是非常有益的。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现阶段实行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除了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其特殊性。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作用，从而促进效率与公平的协调发展。
总之,社会主义的本质以及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客观上为我们坚持效率与公平的协调发展创造了条件。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保证效率与公平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及健康发展。
篇5：浅谈公平与效率
公平是各国政府经济活动所追求的一个共同目标。是人们从既定的概念出发对某种现象的评价。亦指一种被认为是应有的社会状况。反映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权利义务、作用和地位、行为和报应之间的某种适应关系。公平观念和标准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具有时代性和阶级性。
效率是指社会资源配置中投入与产出、所费与所得的对比关系。能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产出成果，就称之为资源配置效率高，反之，称之为效率低。
公平与效率是政府经济活动的两大基本准则，尽管公平与效率是政府经济活动所追求的目标，但要同时达到两个目标，是较为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即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矛盾，具有一定替代关系。有的政府财政收支，如以体现社会公平为目标，就要以牺牲部分效率为代价；若追求资源配置高效率，则就要可能扩大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公平与效率的选择，两者之间既有矛盾又有统一性。
一、联系实际的例子：
[案例1]构建和谐社会与收入分配合理化
收入分配是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已进入分配不公平区间。又因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所以还要通过改革和发展加以具体解决。现阶段的基础性收入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社会整体的分配体系构筑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逐步走向共同富裕。为此就需要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制定和调整现行收入分配政策，将收入分配差距调节到社会可容忍的区间。
各国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标准是根据国际惯例所计算的基尼系数。它的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综合各方面的资料测算，我国在1978年以前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16，属于绝对公平；20世纪80年代末基尼系数达到0.28；1995年达到0.39；1996年是0.42；1997年是0.43；1998年是0.46。自1999年到2000年底，基尼系数平均为0.45，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2001年至2003年基尼系数稍有回落，到2006年则升至0.496，2009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在22个亚洲国家排名第一。这标志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已进入了分配不公平区间。
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城乡居民之间的投入就一直存在较大的差距。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收入在增加，但远低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加。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由1981年的2.92扩大到1995年的3.02，目前这种差距还在继续扩大，例如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只相当于城市居民的40％。这种城乡差距大大高于国际标准。国际上的城市与农村的收入比率一般低于1.5，极少超过2。统计资料显示，在我国最富有的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可见，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业已出现一定程度的相对贫困现象。
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很多。如前所述，历史上城乡收入的差距就很大。近年来还由于以下原因加剧了此情况的发生：
1.大部分国有企业通过深化改革刚刚脱困，效益不高，下岗和失业的职工还比较多。
2.由于市场化发展不平衡，某些行业仍存在垄断强势，因而一些人收入过高。
3.国家税收杠杆调控不力，对高收入者征收个人调节税力度不够；而国家转移支付能力不足，致使在提高城镇居民住房等各项补贴的同时，对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方面出现明显滞后。
4.行政干预不当使劳动力和资本长期分别扭曲地集中于农村和城市。由于劳动力和资本缺乏统一的市场配置，在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存在的情况下，城乡经济效率差距很大，必然引起收入上的巨大反差。
在全国年均GDP增长7.2％以上的同时，还应看到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增长不平衡。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效率不高，职工收入增速减缓，又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使近年来社会总需求相对不足。
[点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到底应该是效率优先呢，还是应该首先考虑公平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公平的概念侧重于社会人文价值判断，而效率的概念则更为强调物质成果的有效获得。追求效率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没有效率只能产生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式的公平。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落实科学发展观，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出发，形成合理解决这一问题的原则、制度和实现机制。
社会主义社会整体分配体系构筑的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体现以下几点：
1.以生产力发展为根本出发点，必须要求效率优先。因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加速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把效率放在优先位置，也就是把生产力的发展放在优先的位置。这样才能为有效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的收入水平提供可靠的物质保证。
2.解决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需要有多层次的社会过程，要将其放在相应的领域中作为侧重点分别加以解决。例如，在生产领域，因为它与生产力发展直接相关，就需要侧重效率优先。而在国民收入和再分配领域，则要侧重考虑解决兼顾公平的问题。还应看到，从普遍贫穷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标需要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过程，不能超越必要的历史阶段。
3.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体现了构筑社会整体分配体系，全面合理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大思路。
为了有效地促进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实现，还需要建立四个层次的收入分配机制：
其一，在企业层次上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这就要求积极推进企业内部分配制度的改革，完善劳动者的主体地位，确立以资产为核心的生产要素分配制度，并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其二，在市场层次上培育收入分配机制，关键是开放生产要素市场，为要素的流动、重组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必要的体制保证。
其三，在政府层次上建立和完善国民收入再调节体系。要从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的目标出发，维护社会必要的公平。最主要的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同时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手段，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
其四，在社会层次上建设社会支持和社会救助体系。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发扬扶危济困、敬老爱幼的民族优良传统。发展社会支持、社会救助的中介服务组织和机构，使之在解决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上发挥积极的作用。
[案例2]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的权益损失及其保障
1、失地农民的产生和现状：
（1）城市化必定向农民征地，因而导致失地农民产生。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大批农民的田地被征占。据国土资源部统计，1987～2000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226.44万公顷（3395万亩），其中通过行政手段征地160万公顷（2400万亩）。这些仅是依法审批的征用数，尚没有把那些违法侵占、突破指标和一些乡村私下卖地包括在内。据统计，违法占地占合法征地的比例一般为20～30％，有的地方甚至高达80％。这意味着1987～2000年实际征占耕地数为4000万亩以上，按人均占有耕地0.8亩计算，那么建设占用耕地导致失地农民有5000万之多。按照我国目前城市化进程和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今后每年需征用农民土地280～300万亩，若按照城效农民人均占耕地0.8亩计算，就意味着每年新增加420万失地农民，十年后失地农民总数将达到1亿。由此可见，失地农民的产生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2）失地农民的现状。城市化进程中产生失地农民是正常现象，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帮助失地农民解决面临的问题，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随着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市场经济建设带来了企业用工方式的市场化，政府传统行之有效的失地农民安置方式逐渐失灵，于是失地农民问题开始呈现。目前对失地农民安置虽有货币补偿、就业安置、住房安置、划地安置、建立社会保险等形式，但最主要还是采取货币化安置方式。由于对失地农民货币安置只能解决失地农民近忧，难以化解远虑，从而导致部分农民失地又失业。由于我国目前大多数地方对失地农民采取以货币安置为主的“要地不要人”的城市化模式，失地农民处境艰难，他们的基本生活、就业、子女入学、养老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问题缺乏解决的有效途径，他们的长远生计更是得不到制度保障。福州市2000年征地安置人员为例，其货币安置比例高达82％。浙江省对10个建设用地项目进行抽样调查表明，在安置的3379人中，除172人进入社会保障体系外，其余均为货币安置，其比例高达94.1％。然而，由于征地制度的缺陷和现行土地制度的缺陷，导致补偿标准过低，补偿安置费的克扣和分配使用的不合理、安置方式简单和责任不明造成农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许多失地农民处于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游民”状态，有些地方的失地农民已到了面临“无路可走，无地生存”的困境。
2、失地农民权益损失分析
(1)农民所拥有的诸多权利和利益，都是附着在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之上，直接或间接地与土地相关联。失去了土地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他们那些与土地关联的权利和利益存在的基础和实现的条件，因而导致那些权利和利益的损害或完全流失。失地农民失去了生活保障、就业机会，失地农民失去了一项重要的财产土地。还会失去与土地相关的其他一系列权益。土地是农民集体赖以存在的物质载体，农民的诸多权利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与所拥有的土地相关。如政府对农民的技术、资金、农资等方面的支持都是以土地为基础的，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获得这种支持的机会。
(2）现有政策、法律的缺陷导致了失地农民应得的权益补偿受到侵害。当前，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标准还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并且在实际征地过程中，农民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导致的直接恶果是农民的权益受到极大的损害。
(3）法定安置途径的缺陷，导致失地农民失去了再次就业机会。
(4）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使失地农民丧失了基本的“国民”待遇。
3、体现政府的效率和公平,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对策建设
（1）明确土地是农民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强化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和处置权。（2）合理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保证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降低。（3）完善就业保障机制，妥善安排失地农民就业，保证被征地农民长远生计。
（4）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机制，解决失地农民后顾之忧。（5）改革征用土地的收益分配机制，加强征地补偿安金费的监管。
[案例3]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税收理念的转变及政策的调整
我国当前的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状况到底如何呢？
第一，我国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有关个人收入差距的衡量指标有基尼系数、（注：基尼系数是国际经济学界所采用的流行指标，取值在0～1之间。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在0.2～0.3之间表示比较平均，0.3～0.4之间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差距悬殊。）收入不良指数、（注：收入不良指数是将所有人口按收入高低分成5等份，以最富有的20%人口所占的收入份额除以最低收入的20%人口所占的收入份额即可得出，主要反映贫富差距的程度。）泰尔指数和阿特金森指数等，用得较多的是基尼系数和收入不良指数。据国家统计局和人民网提供的数据，2000～2003年，我国居民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17、0.458、0.454和0.460，已经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表示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已经很大了。另外，从基尼系数和收入不良指数的国际比较来看（世界银行编写组，2001），我国个人的收入分配差距状况，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水平，也比一些发展中国家要高。
第二，我国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水平相差较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上海为5870元，最低的西藏为1404元，相差4466元，前者是后者的4.2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也是上海，为12833元，最低的是山西，为5391元，相差7442元，前者是后者的2.4倍；各地区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还是上海，为21781元，最低的安徽为7908元，相差13873元，前者是后者的2.8倍。
第三，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2001年中国城镇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9倍。还有人认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大高于账面上的3:1左右，如果考虑到实际购买力和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的不同，应该是5:1，甚至是6:1（邱晓华，2002）。即使是2.9:1，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据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1，只有3个国家超过了2:1，中国便是其中之一（李本贵，2004）。
第四，城镇内部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据马晓河(2003)对城镇居民1990年以来不同收入阶层之间收入分配情况的研究，1990年城镇最低收入户居民与最高收入户居民收入之比为1:3.22，而到2001年两个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到了1:5.39，11年间最低收入户居民与最高收入户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了将近两倍。
第五，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一判断也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基本认同（李实、赵人伟，1999）。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基本上是持续上升的，这一判断也得到了不少经验研究结果的支持。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我国当前个人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并呈扩大之势。
[点评]税收作为政府参与再分配的重要手段，本身也存在公平与效率的抉择问题。就税制建设本身来讲，兼顾了公平与效率的税制才是最好的。一般而言，效率型税收政策更能促进经济增长，而公平型税收政策则更有益于社会稳定。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收政策取向与我国整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基本一致的，但“兼顾”的结果却是“顾不到”，使我国税收政策的公平性大打折扣。改革开放走到今天，我们已开始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构建和谐社会，强调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相应的，治税理念也要及时转变。在“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治税理念下。税收作为国家参与再分配的有效手段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理应在公平收入分配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税收政策和制度的调整
（1）以公平为导向优化调整税制结构
理论上，直接税和间接税的不同组合，可以形成三种类型的税制结构，即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以及间接税与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一般而言，直接税通常用以调节和解决公平收入分配问题；而间接税更能体现政府的效率目标；双主体的税制结构则致力于实现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建立了以直接税与间接税并行的新税制，并先后于1950年、1958年、1973年、1984年和1994年进行了5次重大的改革，税种设置和税制结构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税种从1952年的16个发展到2003年的25个；直接税收入所占比重从1952年的50.6%降到了2003年的25.6%，间接税收入所占比重则从49.4%上升到了74.4%；直接税收入占GDP的比率从1952年的7.3%降到2003年的4.4%，间接税收入占GDP的比率则从7.1%上升到了12.7%。应该说，我国当前以间接税为主、直接税为辅的税制结构现状是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原则和税收征管水平的现状相辅相成的，有其合理性。但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到今天的时候，这种税制结构的负面影响开始逐渐显现出来。由于直接税特别是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以及遗产税和赠与税具有较强的收入再分配功能，直接税收入比重过低，尤其是来自所得税类的比重过低，必然会影响税制公平收入分配功能的正常发挥，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进程。所以，通过改革完善我国现行税制，提高我国直接税收入的比重，降低间接税收入的比重，就成了税制优化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2）完善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税收体系
a.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
众所周知，在税收政策中，个人所得税是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手段。为了更好地发挥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提高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收入总额中所占比重，应该适当地考虑家庭负担和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工资和薪金所得的税前扣除标准；创造条件，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计征模式；降低最高边际税率水平，减少税率级次，降低税率的累进程度。
b.尽快开征社会保障税
从公平收入分配和优化税制结构的角度看，将我国的社会保障费改为社会保障税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有利于加大征缴力度，提高征收率；也有利于降低征收成本，节省经费开支。
c.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
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开征主要不是出于财政收入的考虑，而是协助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对当期财富流量的调节，调节存量财富的分配，防止财产过度集中，促进社会公平，因此，应该采取高起征点和高的累进税率。
d.开征房地产税
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高速发展，把房地产保有环节的税收合并，开征统一规范的房地产税已是当务之急。理论上，开征房地产税不仅能够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来源，调节房地产市场的收益公平分配，也是减少房地产投机、遏制房价疯涨、减少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行为、保证房地产市场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手段。
（3）推进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改革
为了顺利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还需要完善以下征管配套措施：
a.是在全国范围内采用纳税人单一身份证号码登记系统和支付方强制性预扣制度。可考虑将纳税人的身份证号码作为个人的永久纳税号码与社会保障号码。另外，个人在取得工资、薪金和红利、利息收入时，付款人必须从收款人那里获得其身份证号码，并为收款人预计预扣税款，因为不这样做，这笔支付款项就不会被税务局认可，从而不能作为成本或费用在收入中扣除。
b.是个人报酬的完全货币化，个人收入无论现金与否，都应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作为应税所得处理。
c.是在个人收入货币化的基础上大力推行非现金结算，加强现金管理。
d.是进一步完善储蓄存款实名制，建立银行储蓄联网制度，并建立税务网络与银行网络的对接。即税务局能够很容易地对纳税人的存款进行联网查询，输入纳税人的身份证号码，纳税人在所有银行账户的存款都会显示出来，这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个人收入来源不透明的问题。
[案例4]：转型时期我国劳工政策在劳工权益保障方面的缺失
转型时期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体系在多大程度上保护了劳工权益？这可以从政策的覆盖范围和实施效果两个方面作出评估。
劳动合同制度是实施最久的规范劳动关系的制度，但覆盖范围主要在城镇，对乡镇企业和进城农民工还存在较大空白。截止到2000年末，全国城镇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职工达10700万人，占同口径职工总数的95％以上；城镇私营企业从业人员有一半以上签订了劳动合同；乡村集体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职工有2300万人。事实劳动关系大量存在，除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劳动法律意识淡漠，劳动者处于弱者地位外，也与劳动法律政策的不协调有关。例如，在劳动者处于弱者地位的条件下，强调双方协商一致，无异于赋予用人单位的单方自由。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用劳务合同代替劳动合同，以逃避承担相应的劳动法律责任。现行劳动法律政策对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和用工形式也缺乏有效监督管理。总的来看，劳动合同在维护劳动者权益方面存在一些先天不足和设计缺陷，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劳资集体协商工资制度的实施范围和力度非常有限。据全国总工会统计，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从2001年开始推行后，截至2003年底，全国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签订工资专项集体协议的企业仅有29.31万个，覆盖职工3579万人，且这项制度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一些不确定的外部条件，而不是谈判主体特别是劳工或工会一方的力量。加之目前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大量存在，故这项制度还远未成为企业工资决定的主要形式。
集体谈判制度能否发挥维护劳工权益的作用，有待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集体谈判制度已覆盖城镇相当多的企业和职工，根据劳动保障部的统计，截至2003年底，全国共签订集体合同63.5万份，涉及职工8000多万人。但目前集体谈判主要在企业一级进行，区域和行业、产业层面的集体谈判还没有法律规定，虽然近年也有一些地方对此进行尝试，但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相当多的企业中存在着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严重流于形式的现象。这表现在：一些工会和企业重签订轻协商，集体合同部分照抄法律法规的规定且不符合企业实际。由于在多数非公有制企业中工会的谈判能力有限，国家对一些国有企业的工资总额仍保持相对的控制权，因而在这些企业中工资谈判还难以真正开展。其根本原因在于谈判主体之一工会或劳工力量的薄弱，亟待通过工会内部组织体制的改革和谈判斗争手段的丰富来加以弥补。
劳动监察制度是最重要的劳动执法手段，但由于劳动执法人员的严重不足和素质低下，加上执法手段单一，且处罚力度不够，违法成本低，导致不能有效地威慑和遏制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使这项制度难以发挥应有作用。至2003年末，全国共有劳动保障监察机构3223个，配备劳动保障监察员4.3万人，其中专职监察员1.9万人，兼职监察员2.4万人。但面对全国数以万计的各类企业和2.4亿城镇劳动者，人少案多、执法不力等问题不会很快得到缓解。
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存在许多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已不能适应劳动关系变化和劳动争议激增的现实，亟待变革。劳动争议处理机构受理范围较窄，使相当一部分争议无法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解决，加剧了劳动关系的不稳。争议处理程序复杂且衔接不畅，争议处理时间长，不利于及时有效地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争议处理程序中的具体制度不完善，仲裁时效不仅时间短，时效的起算点不明确，导致劳动者常常超过仲裁时效，从而丧失通过仲裁和诉讼解决争议的权利。争议仲裁机构案多人少，不堪重负，致使裁决的质量难以提高。法院受理的争议案件由民事审判庭审理，往往以民事审判的思维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容易造成仲裁和审判适用法律的不统一，不利于保护劳动者权益。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弱化，一些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流失或缺位，使防范劳动争议的第一道防线形同虚设。
[点评]劳工政策是指针对劳动者或劳工阶层而设立的社会政策。转型时期我国劳工政策在劳工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缺失，诸如劳动合同制度对乡镇企业和进城农民工还存在较大空白；集体谈判制度的完善有待工会组织体制的改革和谈判斗争手段的丰富；劳动监察制度不能有效地威慑和遏制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存在许多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亟待变革，等等。劳工政策缺失的要害是从属和服务于效率优先的经济增长政策，未能体现出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应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完善劳工政策。
我国劳工政策进一步改革的原则是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促进市场效率与保持规则公正以及保障企业自主用工和增进劳工权益等三者的关系，使它们都能得到均衡、协调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政策改革的建议：
其一，完善劳动保障监察制度，规范监察执法行为，增强执法力度。
其二，在现阶段，调整劳动关系的主要模式宜以中央政府召集工会和雇主组织，从源头促进政劳资三方协商机制的建立完善，以出台劳动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三方会签文件和政策等形式，调整和解决劳动关系和劳工政策中的重大问题。
其三，帮助工人组建工会，通过工会凝聚劳工的集体力量来争取自身的权益。在市场化的私营和外资企业里，劳资力量对比极为悬殊，劳工惟有依靠自身集体的力量——工会，才能争得自身权益。
其四，培育劳动关系两大主体工会和雇主的协商谈判能力，逐步形成劳资双方自主谈判，决定劳动关系事项的格局。其中，培育工会组织的自主协商谈判能力和作用至为重要。其五，完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健全多层次、多形式的劳动争议调解制度，坚持和拓展劳动仲裁工作的三方性原则，完善办案机制。同时，贯彻《法律援助条例》，推进来自工会和民间的劳动法律援助活动，培养劳工律师，为工人提供收费低廉的法律服务，让他们都能通过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二、个人的讨论提纲：
（一）、确定论文题目，即浅析政府经济活动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公平与效率的选择
（二）、简单阐述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提出为构建和谐社会，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应侧重于公平的观点。
（三）、政府要协调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更好的推进改革的深入。
（四）、浅谈政府经济活动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公平与效率的选择
公平和效率是每个国家任何时候都要面对的问题，也是很难解决好的课题。在任何时候，公平和效率两者都不能兼得，只能兼顾。既然是兼顾就存在谁为先的选择，即公平和效率两者的均衡点偏向哪端。我认为，为了构建更为和谐的社会，政府经济活动中在公平和效率的均衡点上能够偏向公平。
毫无疑问，竞争能带来效率，强化竞争就能提高效率。但仔细研究会发现，只有公平的竞争才能真正带来效率的提高。现实中存在很多不公平的竞争，包括市场垄断、地方保护、假冒伪劣等。，恰恰让不守信者、机会主义者获利而造成最大的不公平。不仅如此，过度“血拼式”竞争带来的竞争结果的不公平，会导致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社会不稳定。必须考虑整个社会的和谐，提倡适度竞争。市场经济应是竞争与合作相兼容的经济，现有改革强化企业之间的竞争，使企业生产成本大大降低，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但过度的竞争费用抵消了企业的增长的效率，广告、推销、包装费用愈来愈高，企业间恶性竞争、相互拆台愈演愈烈。企业竞争费用的大幅提高，导致了企业效益的大幅下滑。进行竞争效率和竞争费用的比较必然会提出合作的要求，这就要求政府在规范市场秩序的过程中要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原则，形成竞争与合作兼容的和谐市场秩序。
三、小组讨论后形成的提纲：
（一）政府经济与公平
公平，是各国政府经济活动所追求的一个共同目标。在经济领域，公平是和分配相联系的一个概念。公平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是生产要素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对比关系；一是社会成员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心理承受能力。前者称之为经济公平，后者称之为社会公平。经济公平就要求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获得利润、工资、地租等要素收入，投入与产出之间保持一个合理的比例。而社会公平则是一种价值判断，受社会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人们的经济地位等多种因素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可变性。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政府为追求公平目标，应开展的主要工作有：
（1）为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市场竞争创造公平的环境，即机会均等。
（2）贯彻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原则，使劳动的收入与所提高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相对应，多劳多得，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3）运用税收、社会保障等政策工具，将收入差距控制在社会成员心理承受能力之内。
（二）政府经济与效率
效率是指社会资源配置中投入与产出、所费与所得的对比关系。在经济学理论中，资源配置效率理想的状态是“帕累托效应”。在达到“帕累托效应”之前，如果资源配置能够在不降低其它人福利水平的条件下，使另一部分人的福利水平得到改善，称之为“帕累托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在不同领域有其具体涵义。在社会再生产领域，企业资源配置效率高低，就是指利润的最大化。在政府部门，就是指既定资源条件下政府行政效率，即为社会提供管理和服务的水平与质量。在公共事业部门，是指如何以最少的资源消耗为社会提供科技、教育、文化、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
政府资源配置效率，可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政府直接控制和掌握资源的配置效率。一是政府通过对市场和微观经济行为调节，克服市场失灵，引导全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两者在社会整体资源配置中呈相互影响、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由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凡市场能够有效运作的领域，资源配置效率问题由市场来实现，政府努力为市场运行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而在市场不能或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通过政府财政收支等活动，合理配置资源，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
（三）、政府经济与公平和效率的选择
公平与效率是政府经济活动的两大基本准则，但在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关系中，政府在两者之间的选择，还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1、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替代关系
尽管公平与效率是政府经济活动所追求的目标，但要同时达到两个目标，是较为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即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矛盾，具有一定替代关系。
2、公平与效率的选择
公平与效率两者之间既有矛盾性又有统一性，政府经济决策有较大回旋余地，可形成各种不同的政策组合。
第一，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政策选择。
第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选择。即政府财政收支和宏观经济管理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较快增长，增强整体国家经济实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首要目标，同时注意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体现社会公平。这也是我国现行收入分配政策的基本指导方针。
篇6：百家讲坛《公平与效率》
演讲人简介：谈松华，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1988年起起草中国教育改革的发展纲要。吕型伟，中国教育学会顾问。
我们在这里，讨论一个全球普遍关注的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教育在21世纪，将会经历一种什么样的变革和创新，这里用的是国际化和数字化。和全球化信息化是一个意思。
那么在讨论全球化信息化这个背景下的教育，很自然地，会联系到21世纪的教育的价值追求或者叫教育理想，那么很多方面，讨论，涉及了比如说，科学和人文的关系，国际化和本土和的关系，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21世纪教育面临的很多选择。也是对20世纪教育一种反思，那么我现在选择的题目是公平与效率。我觉得，这也是在中国目前，现阶段的教育发展中间，带有一种价值追求的这样一个性质的问题，因为，全球化和信息化，给人类，带来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但是，在这个同时，也扩大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人群之间的贫富差距。
全球化这把双刃剑，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它会带来加快经济发展的机遇，同时，处在世界贸易体系中间的不利地位这种情况下，也会可能产生很多新的挑战和困难。数字化的发展，它大大地加快了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又扩大了数字化的鸿沟，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贫富差距在拉大，我上个星期参加北大论坛，讨论21世纪人文与社会这个问题上，中国证监会的首席顾问，原来香港证监会的主席，他提供一个材料，他说，现在全球25％的人，掌握了75％的财富。而且，根据预测，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在数字化鸿沟拉大的情况下，这种差距有可能不是缩小，是拉大，所以，我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面对这种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冷静地思考，我们在这样一个浪潮中间，我们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那么，教育它可以成为缩小这种差距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我们加快教育的发展，我们能够在缩短知识差距上，我们赢得时间，那么，我们有可能缩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是，如果我们的教育的决策不是很审慎，也可能会拉大这种差距，成为拉大这种差距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认为，教育的公平和效率问题，是我们在考虑21世纪教育问题的时候，应该加以考虑的。我总的一个框架是这样，在提纲上是这样，第一个我讲的是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问题，主要是讲，中国现实的社会公平状况对教育的影响，教育，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它应该做出一种什么样的选择，第二个问题我想分析一下，在公办教育中间的公平和效率问题，第三个问题我想说一下，在民办校园中的公平和效率问题。第四个就是政府和市场在协调公平和效率关系上它应该起一种什么样的作用，我想先讲第一部分，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问题。
教育公平，从根本上讲它是受社会公平的影响，也就是说教育，面对着社会公平的状况，它必然要影响到教育公平的程度，而教育公平的实现程度它和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现实是有直接的关系。当然，教育的公平，反过来讲它也会影响社会公平，它可能会起缩小社会差距的这种作用但是它可能也会教育上的一些决策问题，它也会拉大社会差距。所以，我想分析，中国现在社会公平的状况，中国是一个二元结构的社会，从历史上看，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是存在着明显差距的。这种差距和发达国家，有一点不一样的它是跨越历史阶段的差距，在东部一些沿海城市，正在讨论向知识经济，向知识社会发展的时候，在西部的很多农村地区，它还没有开始工业化它还处在前工业社会，所以它这个落差是非常大的这是一个历史现实，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认为地去拉平这种差距。
现在一个新的情况是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发展，效率优先在整个的经济发展中间，已经占了主导地位，那么在这样情况下，既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拉大了地区和人群之间的差距，实际上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这种差距是不拉大的。我想不举这个具体数字，我只讲一点，就是说，按照世界衡量贫富差距的一个指标，经济系数，这个经济系数在中国，现在，梁定邦先生说的是40，我看到的材料是46。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中国现在的贫富差距是处在世界中上水平，也就是说是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教育现在面对的社会的一个公平的实际。这样一个实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必然会受到社会目前这样一种贫富状况，或者说，社会分层的这种现实的影响。
同时，中国教育在公平和效率上，还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因为，中国在现阶段，它存在着教育供求的一种明显的不平衡。就是，教育的供给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尤其是高层次，高质量的教育，和供求矛盾是十分尖锐的。而且，在短期内，我们还不可能完全缓解这种矛盾，等谈不上从根本上马上解决这个矛盾，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教育，如何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呢？我觉得，中国要解决教育上公平和效率这样一对矛盾，它首先要建筑在加快教育发展，这样一个基点上，因为，没有教育事业的加快发展，就没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公平和效率的矛盾。也可以说，如果经济上讲，发展是硬道理的话，道理也应该说，发展是硬道理，只有通过加快发展，才能缓解供求矛盾，才能从根本上逐步实现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协调，那么，要加快发展，就必须要采取各种有利于教育事业发展的各种政策和举措，这就需要效率的原则。
我们过去只靠政府，这样来办教育，现在看来这个供求矛盾是不可能得到环节的，所以，要用效率的原则，用市场的机制，来扩大教育资源，来缓解供求矛盾，我想这是我们现在所要采取的这样一种教育发展上的决策，但是，在实施这样一种利用市场机制，扩大教育资源的同时，又带来了教育上差距的拉大，和教育不公平问题的显露，这已经引起了教育界和其他方面的一种关注，所以，在注重到教育发展过程中间，我们应该尽可能在目前这种状况下，保持最基本的教育公平。所以，我觉得，现阶段的选择，我是把它概括成这样，就是保证基本教育的公平。，同时，要尽可能地实现使尽可能多的人，在优质教育和高层次教育上的机会均等。我想这是我要讲的一点。
第二，就是公办教育中的公平和效率问题，我们国家目前的教育资源关系，公办教育资源，现在远不能适应社会的这种需要，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想，我这个报告里面，我举个四个方面的关系，就是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农村和城市，一般和重点，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我决定现在在公办教育中间，面临着这四个问题上如何选择。
我认为，公办教育中间，第一个首先是要保证基本教育的机会公平，要努力实现基本教育的普及目标，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使得所有的人，能够都接受基本教育。这是联合国全民教育大会提出来的目标，这个目标，本来应该在20世纪实现的，现在我们事先两基也就是说在大多数地区，初步实现了这个目标，但是，全国还没有。我想这个不去分析，目前我们普及教育的状况，但是，应该看到的一点，目前在普及教育上的城乡矛盾，地区之间的这种矛盾，是越来越显露的9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教育的滑坡，这个问题到实际末已经显示出来了。目前，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大面积拖欠教师工资，初级辍学率的明显上升，危房的明显增加，这许多问题，表现了一点就是中国的农村教育，面临着严重的困境，如果这个问题不引起整个教育决策上的关注，就有可能是整个农村教育在我们世纪初滑坡这样一种滑坡会加大城乡之间的教育矛盾，会使农村的广大居民得不到基本的教育机会，我认为这在21世纪的情况下是不应该这样的，所以我认为，现在应该尽可能做到实现普及教育，这个普及教育，从现在来讲，多数地区是9年，极少数地区5年到6年，也是一种普及教育的机会，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尽可能做到的。
第二，公办教育中，就是要通过市场和竞争的机制，实现有重点的非均衡的发展，提高公办教育的办学效益，就是我们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适当地加强一点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建设，这对提高我们有限教育资源的效率，是必要的。特别是根据很多国家的经验，公办教育，如果不引起竞争机制，投资效益是不高的。有人说，现在我们公办学校弄得不好，就走到国有企业的困境里边去，所以，引进一点市场和竞争机制，来促进公办教育之间的竞争，我认为这是提高公办教育办学效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政策举措。
那么现在，我们是在进行重点建设，我这里提出一个观点，政府现在有限的教育资源，在公办教育投资上，现在是向某一些学校和学科倾斜，这种倾斜，我认为，对一个大国来讲，是有必要的。完全平均的这样来使用我们的资源，有可能会延缓我们的发展，尤其是我们需要一些参与国际竞争的这样的高层次人才，不用这种重点倾斜的办法，它是很难在短期内出这种效益的，所以我是赞成，有重点的非均衡发展，这个是有必要的。但是问题是用什么机制来有重点和非均衡的发展，是认为的把一些资源，向少数学校倾斜，这样倾斜以后，实际上出现什么结果？就是学校之间很难竞争，它实力之间差得太大。
我特别觉得现在在高中阶段，搞示范性高中，这个是看怎么建设，如果说，正确确定了一些学校，我就把这个钱一亿两亿甚至三亿投下去，这样来建设，建设示范性学校还是在同样的办学条件下，我们选择一些真正能够起示范作用的学校来重点扶持，这样，应该是流动的。这样，我说可以鼓励公办学校之间，办出水平，办出质量来。我觉得，我赞成有重点，非均衡发展，但是，要引进市场竞争机制。
第三个问题就是在公办教育里面，政府和学校，要特别在公办教育中间，要考虑到社会的处于不利地位的地区和人群，他们的基本教育需要，民办教育，我应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那么，在民办教育中间，我想首先的一点，就是要扩大教育市场的准入程度，要以多种形式，加快民办教育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尽管我们90年代以后，民办教育有了一个好的发展态势，但是，到现在为止，民办教育的学生数和在校生数，如果我们统计，不包括幼儿园，是大中小学，高等教育只统计有发学历资格的这一部分，40多所学校，那么，看起来，大概2％多一点，占整个公办教育，民办教育的经费数，也占整个教育经费的2％多一点。
所以说，目前，中国民办教育的这样一种规模，我认为，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不能适应整个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所以，我觉得，要扩大教育市场的准入程度这个准入程度，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创造一点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政策环境。要创造一种公平竞争的，这样一种政策环境。
因为，中国的民办教育和很多有几百年历史的私立学校历史的情况不一样，中国有着庞大的公立教育系统它有着长期办学经验的积累，有这样一种学校的声望，而民办教育不过就是十几年，最多1、20年的时间，无论从资源的积累，无论从办学经验的积累和声誉的这种形成，都还有个过程，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创造一种环境，使得民办教育的发展和公办教育之间，有一种公平竞争的这一种环境，那么我想一些具体的问题，因为，正在有关立法机构，正在讨论民办教育法，还正在研讨过程中间。我觉得，寄希望于我们民办教育法，能够一方面，为中国民办教育发展，提供一个法制化的这样一种依据，同时，又能够进一步地鼓励和促进，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
那么最后一点，我想归纳一下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现实的环境里，要迎接国际化，数字化的这一种挑战，那么，教育，我想应该说，肩负着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方面，是要造就能够参与全球国际化，数字化时代的这种竞争的高层次的高水平的人才，使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地提高，同时，我觉得教育和肩负着提高全民知识水平，提高国民素质整体水平，这样的一个任务。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我们在迎接国际化和数字化的这种挑战中间，才能有全面的这样一种基础和优势。
那么，实现这两个方面，要实现教育的公平和效率的协调，我觉得，政府和市场要发挥协同的作用，尤其是政府，我觉得，政府首先是要政府，在发展教育中间的责任要到位，保证教育公平，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如何尽可能为最大多数的人，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我想这一点，是解决教育公平的一个前提。那么，我想这里，要说的一点，就是说，中国目前政府的投资增长的速度，是快的，90年代以来，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是三倍，应该说是快的。但是，和教育事业发展的要求来看，它是有距离的。特别是中央财政在90年代中期以后，中央财政的比例不断上升，地方财政比例下降的情况下，中央财政，如何更多地转移支付来支持地方发展农村教育，来解决广大农村居民的基本的教育需求问题，我认为这是保证教育公平性的非常重要的一点。
另外，政府要创造一种市场竞争的一种政策环境，要保证教育市场的一种公平，公开公正的一种竞争，使得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不管是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不断地提高它的效率，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使得中国的教育，能够建设成为在世界上，高水平的高效率的又是体现教育公平的这样一种新的教育。谢谢各位。
问：2005年，大概有4000万人就是高中生的高峰到来，但是，我们国家从明年开始，高等院校的招生，相对平缓地要给予限制，那么，刚才又听了谈教授的有关的讲话，研究基础教育的就说的一个公平，销售教育，效率和平等这样的关系，那么，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今年高等院校，学生进校的压力，我是武汉理工大学的，高校今年可以说在招生上不堪重负，明年又要下降，面对着中国家庭的这样一种需求，我想请谈教授，想请问您一下，在这方面，教育家有何良策，因为可能遇到非常大的矛盾，就是社会上的这样一个群体，对我们国家教育制度，以及对高校的要求这样一种挑战，谢谢您
答：这恐怕就是我们中国教育目前发展中间，面临的最难的一种选择。就是说，按照满足广大社会各方面的教育需求来看，我们要尽可能地扩大我们的教育规模，来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那么现在这两年的高校扩招，实际上是受到这种推动的，除了拉动经济增长，这个经济学界这种观念以外，教育界很大程度是因为社会对高校的发展要求太迫切，而我们前几年控制规模，造成了一个很尖锐的矛盾，所以这两年扩招实际上是这样一个背景。
但是，我认为在中国目前这个条件下，发展，总是有一种现实的依据，这个依据就是供求的关系，就是你这个社会要有供给能力，我们有多大的供给能力，能够满足社会多大的需求，我认为这是我们现在叫适度超前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教育要超前发展，但是，为什么提出适度呢？因为，发展要根据我们现在可能提供的人力物力财力，这样的基础上发展，现在的问题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现在我们的教育供给是不是已经充分调动了，就是说，社会可以向教育投入的，我们是不是用市场机制，把它能够最大限度吸纳，各种财力，来投资于教育，我认为这个仍然是我们要努力的，所以说我们教育要进一步发展，应该要进一步扩大教育供给，但是我认为即使这样的话，中国现阶段是不可能充分满足社会各种高等教育需求的高等教育在目前来讲，还只能是满足最基本的，或者是急需的。
所以，我想，要根据供求关系来确定我们发展的规模。还有一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现在高等教育发展，尽管市场机制已经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行政主导性的影响，还是存在的。因为，如果说一个正常的市场调节的话，那么，人们要不要受高等教育，他家庭有选择，个人有选择，因为他有机会成本的问题，如果说，我上了大学，我就来就业和收入和我原来预期的希望有很大的差距的话，那么有很多家庭可能会选择去上中等职业教育，或者经过培训以后，工作，工作以后再过一段时间，再来上大学，我们现在是长期沿着一个高中毕业非要找一个大学机会，然后，上了大学以后，各种问题都解决了。这样一种体制背景下，有刺激高等教育盲目发展的因素在里面。
我倒不是说完全是这样，有这样一个因素，所以我说，一方面要尽力地扩大规模，另外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市场对高等教育的这种调节机制，我想通过这种调节，我想，高等教育会慢慢地实现供求的平衡。我个人这样看。
吕：
可能我讲的内容，同这个主题有点不大符合，因为，现在的主题是现代化，全球化，国际化，网络化，都是这么几个化，我，想讲一讲，是不是什么东西都要全球化？有没有中国是要保留的，是要坚持的东西。我就想讲一讲，中国，不管怎么进步，中国还有应当保留的东西，这就是我今天想讲的现代化与人文精神，第一点，讲了我对21世纪教育的考虑。我认为，21世纪的教育，主要在建立两个基础之上，一个，就是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教育现代化。
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教育现代化，或者以网络为基础的教育现代化，第二是以脑科学为基础的教育科学化，我觉得，现在对信息技术讲得很多，而对脑科学的研究，重视程度，还是远远不够，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你搞什么技术，搞什么网络，归根到底是要开发每一个人脑的潜能，归根到底落实到这一点上，你如果光研究网络，研究什么不研究脑科学，那你怎么行？当然我们对脑科学的知识，了解得极少，19世纪，脑科学的知识是个黑箱，20世纪是个灰箱还是还是半透明的，但是我相信21世纪的脑科学会有非常迅猛的发展，进成为我们教育科学的一个支柱，一个基础。所以我认为，21世纪教育两大基础。
这两大基础结合起来，就能够充分开发每一个人的潜能，充分发展每个人的个性，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是我讲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这两个基础，我是持乐观的态度的。信息技术肯定要发展，网络技术肯定要发展，而且要普及，包括西部地区，那么，国家也要重点帮助它。早一点实现网络化。脑科学，不断多少困难，多少深奥，肯定也会发展，现在，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是空间提高，但是，人类驾驭自己的能力在不断滑坡，自己管不了自己。这次9.11事件发生，我是在思考的，我觉得这恐怖行动是人类道德的破产。所以，全世界应该反对的，但是，我也反对用恐怖来反对恐怖。我这里引了西方著名哲学家尼采的一句话，上帝死了，人类没人管了，但是，西方的学者都说了，中国道德不是由上帝管的。所以，他们要向中国来请教，几千年来，中国没有一个上帝，但是中国人的道德，为什么5000年一直绵延不绝？很好，所以，他们要到中国，到东方来请教。
英国的有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他也讲，21世纪的希望，在中国。他主要是从这个角度上，因为，科学技术肯定中国要发展，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希望。西方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中国又如何？所以我们在讨论21世纪教育的时候，大家都把目标集中在网络化技术化这个对的。也有一部分人想到了脑科学的发展，这也对的，但是，德育问题怎么办？我今天讲现代化的德育问题，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为什么德育问题解决不了我觉得，在我们国家来说，主要是三个问题。这在我们的提纲里面讲了一个就是对于工作的观念保守，我们老是老的标准，来衡量新的问题，德育观念是在发展的，比如说，中国人强调忠，过去强调忠是忠于皇帝，忠君是最高的道德，但是，后来就批判了，当然后来有个回潮，但是也很快就过去了，大家知道，忠概念不是忠于皇帝，而是忠于我们的国家，忠于我们的民族，忠于我们的人民，这个概念就起变化了。比如说，竞争，我们中国人历来是主张谦让，现在，提倡要竞争，我也想过，机关改革的时候，干部要竞争上岗，他跑到台上去就要讲，我有什么能力，如果我担任这个工作，我如何如何，他这样讲，他不能说，我这个人不行的，我能力也不行，经验也不行，大家说，你自己都认为不行，谁选你？所以一定要讲自己很行，所以，观念在变化。
第二，对德育的内涵，理解得太狭隘了，我们不是把德育当成思想自治教育，就把它当成一个行为规范教育，其实，德育的概念是很大的。不仅仅是思想政治教育。也不仅仅是行为规范。我认为，德育的内涵应该扩大到我这个标题里面讲到的人文精神的培养。这个下面还要说到。
第三是方法简单，我们德育工作方法就是灌输，就是社教，我们错误地理解了列宁的一句话，列宁讲，马克斯思主义要靠灌输，这个话是对的。有灌输因素，但是，德育不能仅仅靠灌输。
第四个问题我就讲，应该把德育工作，建立人文精神建设的沃土上，我把它用沃土两个字，人文精神是一片土壤，德育是种在里面的一颗庄稼，我是这样来比喻的，当然任何比喻都是朴素的我想这样的比喻也可以考虑，人文精神是一片土壤，而德育是种在里面的庄稼，你不在土壤的上面下工夫，你光去搞庄稼，这个庄稼是长不好的。
当然，什么叫人文精神呢？这个问题要回答那么我自己的解释就是人文精神，应当包括文化品位，心理素养，人生态度，道德修养，爱国情怀，精神世界，价值观，人生观，等等都应该包括在里头。
道德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内涵，但是它不是唯一的。人文精神是一种历史的积淀是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有它的民族特色，有国家特色，甚至有地方特色，这种地区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人文上。它在一代一代地起作用，一代一代地培育这个地方的人，人文，我认为这是好事，正因为有这个，所以，中国的道德能够2000年5000年延绵地发展。
中国从秦始皇统一，到现在2000多年了，国家政治统一了，教育统一了，文字统一了，通婚交流非常频繁，但是，我刚才讲到的吴越文化，齐鲁文化，岭南文化，巴蜀文化，还是有各自的特色。2000年都没有化掉。那么，所以我就预见，今后1000年，中国的人文精神在世界上，会不会化掉我想不会，不但不会，我们还有意识地要保留，要发展，要弘扬它。这并不等于不要吸收外来文化，比如科学精神，民族精神我们肯定要吸收。
由小编秋山信月归整理的文章浅谈公平与效率（通用6篇）分享结束了，希望给你学习生活工作带来帮助。